央視網（記者葛霖 報道）59歲的濟南市民楊建國離開所在工廠已二十三年有余，依靠低保生存的他卻很少為自己的境況感到擔憂。他自詡哲學家，沒有文憑的政治學者，濟南英雄山下民間講壇重要的意見領袖，每逢周末，都有大批聽眾愿意在閑暇時光關注他與不確定對象的辯論，人們喜歡稱其為“楊克思”。作為各派觀點碰撞的言論場，這里沒有在“唱紅”中走向極左的激進，亦不曾在普世價值的風潮中沉淪，不同經歷不同立場的市民在這里交換真知灼見，以他們認為成本最優的方式見證著中國的進步與改革。
“看病不花錢，住房子不花錢，上學不花錢，這樣的社會還要貨幣干什么？”發言者大聲說完，用犀利而近乎偏執的目光掃視著周身聽眾，有人微微頷首，有人會心一笑，而更多人則選擇了沉默。半晌，一位耄耋老人折疊好馬扎走近發言者，歪頭道：“沒有貨幣，你靠什么領低保？”圍觀者爆發出一陣哄笑，老人轉身離開了人群。
受到奚落的楊建國并不尷尬，在英雄山下的這些年，諸如此類的詰問不在少數，“這都是一個政治家應該承受的”，老楊的目光望向遠處，在廣場的正門口，1989年9月落成的塑像光彩依舊——戰士高舉武器跨在躍起前蹄的戰馬上，似乎在宣誓著某種權威。
12月22日，雪后的濟南一切照舊，英雄山下聚滿了周末休閑的市民，楊建國的聽眾以及辯友不畏嚴寒如約而至，在這個被民間稱作“民主廣場”的地方，有關社會方方面面的觀點在寒風中激烈的碰撞著。
英雄山與“楊克思”
正如大多數人無法道出現代性與后現代性的區別那樣，英雄山在幾代濟南市民心中的意義不盡相同。1968年，時任山東省革委會主任的王效禹推進并完成了英雄山革命烈士陵園的修建工作，此后，這個距離山東省委僅一公里之遙的丘陵成了幾代人緬懷中共內戰陣亡將士的朝圣之地，而南麓的干部骨灰堂則演進為政治身份的象征——如北京的八寶山那樣。
1999年，濟南市工業展覽館由于地塊出讓被迫拆除，濟南市最大的毛澤東單體雕塑被移至英雄山景區，許多居住在城北老工業區的下崗工人開始在這里聚集。是時，手持語錄胸佩像章的中年人隨處可見。
早在1989年，楊建國就主動辭職離開了供職多年的國營濟南無線電三廠。他聲稱自己所在的工廠在改革開放的大潮中已經走入絕境——“我們造的‘泉城牌’半導體收音機質量過硬，成本三十九賣四十四還沒有賺頭，可是南方小廠加工的偽劣產品只賣十五”，提及過往，老楊仍耿耿于懷，在楊建國辭職后不到半年，他所供職的單位壽終正寢，在一片唏噓中關張倒閉了。
如今，英雄山的政治象征意義已經稀釋不少，在經歷了交誼舞、迪斯科、太極球以及各派氣功各領風騷的年月后，周邊公共活動區可供參與的項目種類繁多，尤以各色合唱團為甚，由平均年齡超過50歲的中老年人組成的歌隊，時而高唱“走進新時代”，時而演繹“我們走在大路上”，在指揮夸張動作的引領下，合唱隊員們激情澎湃，如沐春風。
楊建國離開工廠后的最初十年，一直靠做夜班門衛維持生計，“每月大約四五十元，但日子過得很充實”，楊建國將絕大多數精力傾注在了他所言的哲學政治學“研究”上，他在山東省圖書館的閱覽室渡過了人生中相當比重的時光。每當他有所感悟與心得，總希求有人關注。事實上，早在楊離開工廠前后，他就已經對此樂此不疲——“辯論能夠展示出一個人的哲學思辨能力，而且能夠讓更多人了解我的觀點和想法”，楊試圖與所有與他生活有關的人進行辯論——“他就是認死理，凡事都要說個明白，但他說的那一套一般人也聽不出個一二三來”一位與楊過從甚密的辯友如是說。
在很多人眼中，楊是個不折不扣的失敗者和怪物。
“用辯證法指導談戀愛”
絕大多數時候，“民主廣場”的主角正是這個看起來略顯滄桑不修邊幅的老頭，很多人慕名而來，試圖與其一較高下，楊建國從不示弱。只要有人挑戰他的觀點與信條，楊總能拿出百分之百的耐心與之周旋，他時常將“懂不懂”之類的發問掛在嘴邊，一旦對方遲疑，他便如獲至寶，乘勝追擊。然而，這只不過是整場“公開私人聚會”的一個小橋段，每當楊建國向聽眾們滔滔不絕的闡述他的宏偉藍圖時，總會有人拿楊的私生活開涮。
“那我要問問你老楊，你說的那么好，怎么連個媳婦到現在都沒找上呢？”
“是不是公有制了，國家給每個人都發低保啊？”
凡此種種，皆出自觀點相左的辯友之口，有些“為反對而反對”的言辭，其發出者僅僅是為了表明自己的高明，楊在他們當中顯得游刃有余，作為一個熟讀馬列著作與毛選的人，楊的表達與思維方式無一例外留下了深深的時代烙印。
圍觀的人群中，亦有不少人在做著其它努力，比如做彩色宣傳品，其中一份這樣寫道：
——當時（文革時期）全國沒有任何企業倒閉，沒有一年農業減產，沒有金融危機，沒有通貨膨脹，沒有產品賣不出去，沒有工人下崗失業或發不出工資，經濟總量年均增長6.8以上，世界上哪有這樣的“瀕臨崩潰”，所謂“長期發展緩慢”究竟有何根據？”
——過去有一百個素餡的包子，有二百個人吃，每個人多少能分半個，雖然吃不飽，但是想想大家都吃不飽也就踏實了；現在有了二百個肉餡的包子，既得利益者只有十個人卻拿走了一百個，剩下的一百九十個人吃二百個肉包子，雖然是肉包子，但是我們心里不舒服。
別人發言時，楊不時喝幾口用礦泉水瓶帶的自來水，他將每天的英雄山之行稱為“上班”，三年前，楊位于英雄山附近的居所動遷，憑借公有制時代分配的一間“婚房”，楊在距離英雄山二十公里外的地方置換了一套面積約為七十平米的兩居室。
至今孑然一身的楊建國已習慣了單身生活，他的住所略顯凌亂，每日作息亦與常人迥異，年近六旬的他始終處于一種無名的亢奮中，他知道網絡，經常在博客發表文章，博客開通已近四年，卻只有三十一名關注者。“互聯網太浮躁，很多年輕人喜歡張宏良那種情緒化的表達，但他們不懂辯證法分析”，楊建國如是說。
“我會用辯證法指導談戀愛”，當筆者追問如何實踐時，楊說，他的一位朋友曾經在他的分析與指導下與心儀女子喜結連理。
“那些見不得光的人”
2004年春季，英雄山正門勝利雕塑周邊區域（即所謂“民主廣場”所在地）清理了擺攤經營的流動商販，一片開闊的新地為大規模觀點交鋒提供了條件，作為一個開放的公共場所，不同參與者的觀點往往天壤之別，由是免不了口角、謾罵，甚至肢體沖突。
“是我們建立了理性討論的秩序”，22日下午，筆者在廣場見到了辯論者口中那些“見不得光的人”，他們同樣出沒在上午的聚會，三五個人在群情激奮的辯論圍觀者旁竊竊私語，卻從不介入楊以及相近觀點參與者的討論。
“我對他們更多的是同情”，山東財經大學退休教師吳鳴（化名）對筆者說，吳與楊建國私下里偶爾交流，但從不涉及雙方堅持的核心價值觀，“有一些問題根本就沒有討論的必要”，雖然吳同樣喜歡論壇的樣式和氛圍，但他對圈內話題質量感到擔憂，“他們說不過你的時候，就罵你是修正主義那一套，這樣一來，誰反對的聲音大，調門高就成了所謂的意見領袖，這跟文革里的造反派是沒有什么兩樣的”。
然而，在楊建國看來，不參與交鋒并不意味著知識分子的高明與可靠，反倒是他們缺乏勇氣和智慧的表現，“曾經一些高等院校的老師組織過學生來做社會學調查，有的學生覺得水平還不錯，但都被我駁的體無完膚”，楊不無得意的說道，“現在的很多教授只是由著自己的性子對社會做情緒化的判斷，但他們誰也沒有能力設計出一個合理的規劃”，楊建國將種種亂象歸結于全社會過度消費所帶來副作用，“政府最渴望的是不斷擴張的內需，太多數人對政治漠不關心，他們只關注自己的收入”。
部分駐濟高校學生同樣關注英雄山民間論壇，很多人希冀在這里找到相對理性和中肯的聲音，然而那些“見不得光的人”卻很少愿意與他們分享觀點，“我不明白，為什么一些正在享受著社會保障的失意者會對舊時代抱有如此強烈的好感”，濟南大學大二學生小陳（化名）在遠離辯論人群的地方對筆者說，“我不會參與他們的辯論，只是將他們的言論和動機作為我觀察社會的一個樣本”，在他看來，不能客觀認識社會變革同個體命運間的聯系是英雄山論壇很多參與者的通病——“他們的觀點往往由自身境遇出發，跳不出局限”。
在政治熱衷者激辯正酣的不遠處，另一群市民對各派話題均無動于衷，“這里更像是一個發泄的出口”，一位在廣場西側打牌的中年人說。隨著時間的推移，這里的輿論氛圍似乎得到了某種程度上的緩解，在筆者采訪的過程中，并沒有見到傳說中的監控者，“現在上面對這里的態度轉變了”，一位學者模樣“見不得光的人”稱，“我們能在這里講話，是地方官員治理觀念的進步”。
一個理想主義者的尊嚴背影
簡單的炊具、沒有任何紡織物覆蓋的沙發和床、液晶電視、低配置計算機、一九七零年代的出版物以及低保證，這幾乎是楊建國家里可見的所有事物。與簡陋的陳設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楊建國的所有座椅都十分講究，“我的絕大多數時間都在寫作和閱讀”，由此來看，舒適的座椅的確比臥具更為重要。
楊建國案頭上的一本馬克思著作被翻到了“家庭”一章，楊建國在家中行二，另有一姐和兩位胞弟，“我是我們家的倒霉蛋兒，幾乎所有不順的事兒都攤上了”，五十九歲的楊建國聲稱多年之前就中斷了與多數家庭成員的來往，“他們不理解我的一些作為，我也懶得解釋”，在1989年離開工作單位后，楊的家人多次試圖為他安排新的工作并尋找一個合適的伴侶，但楊拒絕了他們的好意，“我不愿在私營企業做事，在那些老板手底下打工，他們就是放屁我都得說是香的”，楊最終選擇了收入微薄的夜班看門崗位，“至少這樣清凈，也不用看別人臉色”。
楊建國稱濟南市約有15萬人與他一樣憑借低保生活，“錢少了不一定過得就不好”，在親屬的幫助下，楊建國完成了對安置房的基本布置，一臺42英寸的液晶電視被連接在電腦上，播放著都市愛情題材的電視劇，但楊建國聲稱他接觸網絡并不只是出于娛樂的考慮，在他觀看的影視劇中，很多臺詞以及劇情設置讓他感到反感，“有錢就是好的，就可以為所欲為，這樣的社會心理十分病態”，他懷念過去的電影明星以及他們的作品，認為其中沒有彌漫著的物欲。
楊建國聲稱自己曾擁有過很多夢想，但無一與物質有關，在他篤信的社會構想日漸式微的三十年中，他依舊把舊體制作為自己的“研究”課題，在他看來，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理想地讀解社會是其作為一名政治參與者應當恪守的底限，無論輿論導向如何變化，楊建國的尊嚴獲得方式似乎一直處于“過去式”：“我可以給廠長寫大字報，他是害怕工人的”，在采訪中，楊建國多次重復這一細節，這是他珍視的過去。
“老楊放棄了太多他本有機會爭取的東西，他所追求的一切現在看起來都落寞了”，山東財經大學退休教師吳鳴（化名）這樣對記者說。
1969年，16歲的楊建國畢業于濟南市五十中學，“我認為那個時代的尊嚴就是最好的尊嚴，人人平等”，楊建國稱他在少年時代就十分迷戀與他人交鋒的快感，在此后的幾十年中，他開始不停放大這一快感帶給自身的刺激，遠離了常人所公認的成長軌跡以及人生歷程，“我絲毫不感到后悔，因為我相信我的研究一定有價值”，楊斬釘截鐵的說，他可以坦然面對攻訐、詆毀、嘲笑甚至辱罵，“因為我有自己的理想”，每日聲嘶力竭的表達讓他的聲音有些沙啞，可他從不吝惜自己的言辭。楊不是所在轄區的選民，亦不是黨員，更非一呼百應的公共人物，然而，這種旁觀式的“參與”卻給了他不竭的動力以及源源不斷的熱情。
“在中國，參與政治是一件高級而略帶神秘感的事情”，吳鳴（化名）說，“太多人因為這種神秘而被吸引，在求取而不得之后，漸漸選擇了放棄，不過楊建國例外”。剛剛支取了低保金的楊建國看起來心情不錯，他稱自己近期關注的熱點是通脹以及中日開戰的可能。在最近的兩個月里，楊建國沒有更新自己的博客，他稱自己正在某網絡論壇與其它派別意見領袖進行著一場曠日持久的論戰。
傍晚，楊建國的姐姐打來電話，邀他第二天來家中吃餃子過冬至，“我考慮考慮”，楊建國憨笑著答道，電話彼端頓時傳來了姐姐的嗔怪和近乎命令的呵斥，“哲學上不是講究一個靈活性么……”楊建國訕笑著解釋自己剛才的回復，并最終接受了邀請。
這或許就是一個花甲老人在尊嚴求索之外可貴的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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